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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为什么称颂“不知礼”的管仲——孔子的社会思想(二)
2019-07-13 / 来源:本站

孔子为什么称颂“不知礼”的管仲——孔子的社会思想(二)

  孔子有三段论管仲的话。 一段是:“然则管仲知礼乎?”曰:“邦君树塞门,管氏亦树塞门。 邦君为两君之好,有反坫,管氏亦有反坫。

管氏而知礼,孰不知礼?”(《论语·八佾》,以下只注篇名)一段是:子路曰:“桓公杀公子纠,召忽死之,管仲不死。

”曰:“未仁乎?”子曰: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

如其仁,如其仁。 ”接下来一段是:子贡曰:“管仲非仁者与?桓公杀公子纠,不能死,又相之。

”子曰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

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

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,而莫之知也?”(《宪问》)  一些论者根据这几段话,论证孔子将仁看得高于礼,并且有不同于“克己复礼即仁”的思想。

对此,我有不同的看法。

  《论语》中“礼”一词的运用,有不同的层次,有多重内涵。 当孔子说“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”,这里的“礼”是指周朝整个社会规范制度,是他认为最根本的东西。

当他说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”(《八佾》)时,这里的“礼”是礼乐的礼,这是属于较低级、较外在的层次。 相对这个意义上的“礼”,“仁”的层次当然可以说要高一些。   但孔子在谈仁的时候,同样也有不同的层次,有多重内涵。 例如上面所说“孝弟为仁之本”,可以说是在最高层次上说“仁”的,是“仁”最内在的东西,不需要以其它更为根本的东西作解释。 而将仁说成是“爱人”,则相对来说要低一层次,因为其内涵倘不以“孝弟”为根据作出解释,则可能引起歧义。 又如,孔子说“刚、毅、木、讷,近仁。 ”(《子路》)这是在较低层次、较外在意义上说的。 刚强、坚韧、朴实、寡言,这四种性格或品质,与一个人行不行仁,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 有些仁者或许不具有这些性格或品质,而有些不仁者或许具有其中的性格或品质。

例如孟子,恐怕就不是一个“寡言”的人,他好发议论、好与人争辩,是出了名的,但从儒家的角度看,能说他不是一个仁者吗?  又如,孔子将“仁”界定为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(《雍也》),但立什么,这里并没有说明。 难道“仁”就是自己无论想“立”什么,不但自己立,也要他人立?孔子显然不是这个意思。

《论语》中多次谈到立什么的问题:“立于礼”(《泰伯》);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(《季氏》);“不知礼,无以立也”(《尧曰》)。 看来孔子要立的应该是礼,而不是别的什么。

在这里,礼显然要比仁高一个层次,因为后者必须以前者为解释的根据。   现在我们回到孔子论管仲的问题上来。

孔子说管仲不知礼,是因为他跟国君一样,也兴建照壁;也有为外交国宴而设的安放酒盅的特制设备。 管仲没有在这些建筑、器物方面跟国君区别开来,这当然是违反礼制的,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僭越行为,所以只能算是违礼之小者。 礼之大者为何?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(《颜渊》),“臣事君以忠”(《八佾》)。 管仲对齐桓公是忠心耿耿的,在大的方面他是尽到一个作臣子的本分的。   子路和子贡认为,管仲在他原辅佐的公子纠死后不能以死相殉,反而当了公子纠的对头齐桓公的相,可谓是为臣不忠,因此是不仁。

而孔子却认为管仲是仁者,他有什么根据?  首先,齐桓公作为齐国国君是合法上台的。

他与公子纠为夺王位而争斗,是在齐国内乱无主之时,这时还不能说谁是齐国的合法继承人。 而齐桓公捷足先登,据了国君之位,然后逼鲁国杀了公子纠,这不能说是“犯上作乱”,只能说是在合法的范围内铲除异己。 这一做法于“礼”并没有什么不合。

管仲在公子纠死后没有以死相殉,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忠;但他转而做了齐国国君的臣子,在更高层次上也可以说是忠;虽然对公子纠有所不忠,但对齐桓公是忠的。

  更为重要的是,齐桓公这个人是怎样的人。 在论管仲“仁”的前一段,孔子还对齐桓公作了评价:“齐桓公正而不谲。

”(《宪问》)意思是,齐桓公是个正派人,不搞诡诈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的诡诈,是指“以臣召君”;按照实力齐桓公完全可以这样对待周天子,但他没有这样做。 (参看李泽厚:论语今读,安徽文艺出版社,1998年版,p。

333)也就是说,齐桓公是在恪守周王室之礼。

  孔子之所以称管仲“仁”,是因为他助齐桓公“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一匡天下”,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:“尊王”。 齐桓公称霸诸侯,是依据自身的实力,采用得当的策略,消弭他们的矛盾和纷争,将诸侯们联合在一起,避免了大规模内部战争的发生,整个过程都是打着周天子授权的名义进行的,“一匡天下”,从而维护了周王室摇摇欲坠的地位,延缓了周朝的解体。

这是孔子最为称道的。 说管仲仁,也就是他辅佐齐桓公保住了周王室,维持了周朝的统一,维护了周礼。   其次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做到了“攘夷”。 当时生活在周王室及其诸侯国四周的戎狄势力很大,经常骚扰和侵犯周王室和中原,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威胁。

齐桓公在管仲的策划下,多次联合诸侯打击来犯的戎狄,使得华夏文明得以保存。 所以孔子说:“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 ”意思是,没有管仲,周王室以及诸侯国可能不保,中华文化会灭亡,他孔子也会沦为落后的狄戎民族当中的一员。 这里强调的是华夏与狄戎之间的差别,强调要对抗狄戎以保全华夏文化,也就是保全周礼。 尊王和攘夷的意义是同一的。

其实孔子赞赏于管仲的,仍然是那个根本的东西:克己复礼,尽管管仲在小处有失礼的地方。   有的论者却说,孔子的评价表明他克服了“‘克己复礼’具有的某些保守主义倾向”,表明孔子“对人、人类社会、人类文明充满着无限的爱,并且这种爱已不再关乎个人利益,甚至群体利益;已不受个人政治主张、家族甚至民族政治倾向影响,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人类的‘博爱’精神。 ”(夏毅辉:试论孔子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,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,2001年第2期)说老实话,我一点也没有看出孔子有这种精神,这种评价应该是没有根据的。

  还有论者评价这几段话说:“孔子批评管仲不懂‘礼’,却称许管仲‘仁’。

肯定大于否定,不仅可见‘仁’高于‘礼’,而且造福于民的功业大德高于某些行为细节和个人小德。

”(李泽厚:论语今读,安徽文艺出版社,1998年版,p。

97)关于仁是否高于礼,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分析,这里不赘。 孔子确实说了“民到于今受其赐”,但相对于“尊王”、“攘夷”这两层意思,是比较不重要的,不是第一位的,是附带的一说。 因此,与其说孔子是重视管仲“造福于民的功业大德”,不如说是“克己复礼的功业大德”更为准确一些。

  写于2006年。